1823年，鸦片战争之前，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在来华16年后途牛配资，完成了新约全书的中文翻译，1834年完成整本《圣经》的翻译。当然，也有学者考证认为，1822年传教士马士曼完成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翻译。总之，中国第一本中文《圣经》出现于鸦片战争前。
我们都知道，早在晚明时期，就已有众多西方传教士来华，其中利玛窦等还精通汉语。所谓“传教士”，按理说首在“传教”，而想要在一个陌生国度传教，其他暂且不谈，最起码要有一本传教的“教材”，就是“圣经”。
问题在于：从晚明到1823年，中间历时250余年，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众多，其中不乏精通汉语的“中国通”，还有传教士发展出的很多文人“信徒”，那么为何如此之众，没有翻译出一本用于传教的中文“圣经”呢？
传教士的反常之举
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于1585年所编的《中华大帝国史》中，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：1583年，来华仅仅两年的利玛窦，就已产生武力征服明朝的计划，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“最多用 5000西班牙士兵，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”，建议西班牙派兵征服中国。
虽然西方一直强调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传播科学、传播文明，认为此时是“西学中渐”的时代，但从上述这句话中不难看到，来华的传教士，与在非洲、美洲、东南亚等地的传教士一样，都是殖民扩张的先锋队，直接的参与者。
然而，尽管1583年的明朝，实力的确衰落了很多，但明朝仍有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，整体军事力量依然世界第一，况且张居正才刚去世，战神戚继光还没有去世，戚家军仍在。此时，别说5000西班牙士兵，就是50万都不行，因此利玛窦的计划注定无疾而终。
既然靠军事这种硬实力无法征服途牛配资，那么是不是可以靠宗教洗脑这种软实力呢？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精通汉语的利玛窦，还有艾儒略、汤若望、南怀仁等，都是中文著作等身，却没有一个想起来要翻译一本中文圣经，难道他们不想更好的传教？
要知道，佛教、道教都有相应典籍，利玛窦等是“中国通”，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习俗。按照常理，想要在中国传教，吸引更多的读书人信教，那么就应该拿出他们的圣经，最根本的典籍，让中国人开开眼，让中国人震惊，然后信徒云集不好吗？
相应的问题还有一面：利玛窦等本是殖民先锋队，本是要征服中国（传教士金尼阁整理了利玛窦在华经历，然后写出一本书，原名就叫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，但诡异的是现在被翻译为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，为何改名呢），本是传教之人，为何要向中国传播反宗教、不利于殖民的科学？
总之，以西方传教士的言行，以及科学与宗教相悖的事实来看，所谓来华“传播科学、传播文明”的西方叙事存在重大问题。
传教士的科学水平
关于来华西方传教士，过去百年谈论最多的是他们带来了“科学”，开启了“西学中渐”的时代。那么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话题显然很大，一篇文章也难以说清楚，但可以管中窥豹，比如可以看看西方传教士的天文水平。
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尔曼指出：在16与17世纪之交，“利玛窦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，来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，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。”类似论述还有很多，在此就不一一罗列，但这种论断是不是正确，不妨看看以下两点：
首先，2014年《中国科技史杂志》刊登的李亮、吕凌峰论文《被遗漏” 的交食：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》中，考证出汤若望等将使用西法预测的错误数据删除，然后呈现在《明史》中的是“西法”八战八胜，手段极其卑劣，背后折射的是当时西法其实不如中法。
其次，担任过清朝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曾洋洋得意的自述：“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，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。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，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！”
清朝因为防汉，于是竟长期任命西方传教士担任钦天监监正，结果是虽然南怀仁们预测与实测误差很大（明朝使用中法预算与实测的差别往往很小），但他们却联手欺骗说实测与预测“密合”，而自诩懂科学的康熙等却一无所知，于是才有南怀仁这段洋洋得意的自述。
总之，从天文这个案例可见，当时西方传教士不仅水平真不行，而且品行还特差，可谓“德艺双臭”。反之，所谓传教士来华“传播科学”的说法，也就不可能是真的，当然肯定会带来一些欧洲科技产品，但在整体上却显然不可能做到向中国“传播科学”。
说传播宗教，却在250余年中懒得翻译一本中文圣经；说传播科学，却又反宗教、与传教士身份相悖，况且当时他们自身科学水平整体还不如中国.......既然如此，西方传教士孜孜不倦、前赴后继的来华，最根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或者说比传教更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或许，不久之前的俄媒文章——《西方历来是东方“拙劣模仿者”》，就给出了长期被隐藏的答案。只不过，一方面是“模仿”还是“偷窃”还值得探讨，一方面西方成功隐藏了“模仿”或“偷窃”的事实，并将之来源换了一个“马甲”，以至成功隐瞒了中国人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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