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主席，这药再吃下去只怕更难睡觉了。”1957年7月19日夜，青岛八大关疗养院的灯光还亮着，一位西医小声提醒毛泽东。屋外海风夹杂着潮气，温度比白天低了十来度，毛泽东额角覆着细汗，他笑了笑：“不急泰兴隆配资，再试一晚。”
那几天中共中央书记会议正在青岛举行，工作安排分分秒秒。毛泽东白天主持会议，傍晚坚持去第一海水浴场游上两千米。雨季刚过，海水偏冷，他上岸时虽披着大浴巾，还是打了一个喷嚏。凌晨一点，鼻塞、畏寒、喉咙疼一起冒头。
随行医务组立即给他开了退热镇痛片和磺胺类抗生素，本意是“快、狠、准”，结果第二天体温虽降，睡眠却被带走，夜里只能靠批文件打发时间。第三轮药上来后，连轻咳都变成了剧咳，众人愈发心急。
就在此时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疗养院汇报工作。见主席面色灰白、精神不济，他脱口而出：“济南有个老中医，，您让我请他来瞧瞧？”一句话说完，又补了句：“我吃他方子两次就好了，绝不耽误事。”
刘惠民的名字在济南诊疗圈响亮，却很少与中央首长联系。1900年生于沂水县，家传中医，行医早期跑乡村不收诊费，他的口头禅是“让病走，让人留一点银子买粮”。1920年代到沈阳立达中医院、上海中西医专门学校深造，打下扎实功底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国医救护班，跟游击队一起转战，还发明了用当地草药治疗疟疾的“沂蒙十味散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济南筹建省中医院，被同僚戏称“活字典”。
21日清晨，专车把刘惠民接到青岛。刘一进门，就先捏住毛泽东的手腕沉默良久，随后翻看舌苔，再问三句：昨夜汗出否？鼻涕色？咳痰量？记录完，他放下脉枕：“风寒闭表，兼有失眠——先开三付，重在解表兼安神。”
纸方写出，主药竟是麻黄、桂枝、羌活，加上炒酸枣仁、生酸枣仁合捣。侍医一看吓一跳：麻黄剂量顶了常规的一倍，附子也在单子里。有人皱眉：“这可全是辛温走散药，再加附子泰兴隆配资，万一出汗不止怎么办？”舒同站出来：“效果我担保，真有闪失，责任冲我。”
刘惠民很稳，他对一旁的工作人员提出苛刻条件：“抓药必须由石澜同志跟我去，熬药我盯火，入口要在我眼前完成。”按这要求，石澜陪他跑遍青岛老字号药店才配齐药味。第一煎药刚入口，毛泽东皱了皱眉：“真苦。”刘笑道：“苦尽才能寒去。”
仅过一夜，高热退去。第二剂下肚时，毛泽东睡了一整下午，不到48小时，咳嗽与鼻塞几乎消散。23日晨，主席穿着中山装在院内散步，指着空杯子打趣舒同：“三十年没碰中药，这回服服帖帖。”
他顺手拿起药方，“酸枣仁为什么生熟同用？”刘惠民示意石澜解释。石澜答得干脆：生者收敛提神，炒者养心安神，合用可同调交感与副交感神经。毛泽东点头：“妙，就喜欢这种两面兼顾的打法。”
感冒痊愈只是序章。八一海上阅兵需要他亲自检阅；同年11月又要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。江青提议把刘惠民编入医疗小组，“既可保健，也让外国朋友见识中医。”毛泽东同意，“让苏联人看看咱们的老办法也能治新毛病。”
到莫斯科第二天，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就围着刘惠民问针灸。刘没带银针，只用随身的艾卷在米高扬手背找了个合谷穴做示范，疏通了对方的腕管综合症，外宾们直呼神奇。苏方《消息报》刊发一张“老中医与针灸模型”的照片，标题是《来自东方的银针》。
另一件小事也说明刘的方子并非偶然。毛泽东回国后，女儿李敏的同学王桂芹患中枢神经衰弱，医院诊断为“大脑皮层疲劳”。西药、针灸都试遍，无果。刘惠民开了“柏子仁、远志、夜交藤”组合，只嘱咐三周，王桂芹假期结束时已能整夜熟睡。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，毛泽东再次轻度上呼吸道感染，刘惠民受电召抵庐山别墅。开方前，毛泽东忽然问：“群众嘴里的‘上火’怎么科学解释？”刘答：“内热未必是温度升，高热量代谢也算，西医叫自律神经功能失调。”毛泽东哈哈大笑：“听明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西医要学中医。”
在后来的卫生工作会议上，毛泽东以青岛这件“小感冒”举例，要求中、西、草医联合：赤脚医生要会辨识10种常见野生药，县医院要保留针灸科。文件一发，全国多所中医院相继改扩建，山东省中医院成了样板。
1960年代后，刘惠民公开对学生说：“医者，学问为舟，仁心作帆；无帆舟不行。”他的门下既有中医世家继承人，也有解剖学出身的研究生。刘强迫他们背《伤寒论》。年轻人喊难，他却摇头：“不会看古书，你就只是抓药匠。”
1974年毛泽东白内障手术换纱布那场小争执，也可以看作他对“中西合璧”理念的坚持。手术刀来自西方，操作手法却沿用了唐代针拨术的思路，正是两条路汇成一条河。
临终前，毛泽东曾对医疗组留下一句话：“中医不老，国家不病。”记住这句的人不多，但那张写满墨迹的青岛方子仍被存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档案室。茶色的纸片、浓烈的麻黄味，提醒后人：一次小感冒，曾把一个古老医学重新推到时代前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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